一项调查表明，我省农村污染负荷占整个污染负荷比重已达3至4成，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成。其中，乡村生活垃圾污染、饮用水安全问题尤为严峻。
站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思量，成都市从2006年试点城乡一体垃圾处理模式“三年计划”。今年，104个乡镇已悄然铺开。“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机遇之下，综合治理的“试验田”加速，以城市为中心的格局被打破，更多的目光和政策投向农村。在此之外，全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成都经验有无示范效应———
8月20日清晨，龙泉驿区大面铺村。村民张登琼像往常一样起来倒垃圾，心情不再像以往那样郁闷。几年来，张登琼一直在自家门口摆着小烟摊，对面垃圾堆不时散发出臭味，让她禁不住捂鼻子。自打垃圾桶进了村，每天下午四五点，保洁员唐秀华就会很有规律地蹬着三轮车来清扫街道，然后一车一车将垃圾运走。这让张登琼“眼前清爽多了”。“从那以后，大家都不好意思再乱扔。”张登琼说，没花一分钱，家门口，乃至整个村子都变得干净起来。
大面铺村民并不是最早接触到这一新鲜事物的。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每天农村会产生多少垃圾？成都市城管局算过一笔账。2005年，成都市有农业人口约512万，按人均每天生产0.5公斤垃圾计算，农村日产生活垃圾就有2559吨。
“可以堆积成几座山。”在成都市城管局农村管理处处长蒋林印象中，老百姓有一句形象的说法，“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有一次下乡，他一不小心踩上个垃圾堆，一只脚陷进去，大半条腿被垃圾淹没。
日积月累，垃圾堆得多了，实在看不下去，村民们就一把火烧掉。“我们哪像城里人那么讲究。”站在自家田边，龙泉驿区西河镇阙家村的刘明景笑着说。至于焚烧要产生一种叫二垩英的东西，会污染环境，他从没想到过。河里也常漂着塑料袋、空瓶子什么的，没有人打捞。“垃圾都往水里扔，谁也没觉得不妥。”刘明景摇着头说：“荷塘本该有荷叶的清香，但几乎闻不到了。”
在农村，这种低层次、随意填埋的垃圾处理方式沿袭多年，“二次污染”随处可见。农村环保，成为新农村视角下急需打掉的一堵墙。
每天处理1000多吨污染物
2006年4月，接到垃圾集中清运的宣传资料时，刘明景意识到，村里要开始向城里学习，进行“垃圾革命”了。
每天下午五六点，成都万章保洁服务公司的垃圾清运车就开始在龙泉驿区西河镇乡村忙活起来。刚开始那段日子，公司老板胡万章每天亲自开车，到各个垃圾桶和垃圾房将垃圾收运到龙泉长安垃圾厂，顺便查验公司保洁人员的垃圾清扫和收集情况。在成都市制定的农村垃圾四级联动中，需要村民完成的只有把垃圾扔到指定地点这一项，其余三个环节，都由政府监督公司完成。胡万章说，现在，西河镇80多个保洁员，每天骑着三轮车，要收集一二十吨垃圾。
今年6月1日，胡万章与西河镇政府正式签订协议。协议规定，镇政府每月对地区干净程度、每天垃圾是否按时运走、垃圾桶的清洗等内容进行考核。平时不定期“暗访”，不合格就扣分扣钱，超过两次扣分，公司会被取消经营资格，重新竞标。而一旦考核过关，所有费用由镇政府及时下发，包括保洁员的工资。
正是在诸如西河镇这般市场机制的刺激下，和城市一样，成都市的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群体：保洁员。截至今年7月，成都已配备5500余座农村垃圾中转房、近4500台人力三轮车，日处理农村生活垃圾达1243吨。
“6000名保洁员中，80%以上是就近招募的村民，还有少许下岗职工。”胡万章的潜意识里，农村面广，只能打“人海战术”。几个月过去，变化显而易见。大面铺村保洁员唐秀华的感受就很直接。每天早晨7点，她就骑着三轮车，颠簸数十公里，一天两个来回地跑3个垃圾点。她发现，刚开始路边的垃圾比较多，定点的垃圾却不多。2个月后，路边、水边的垃圾一点点消失。“垃圾点上摞着不少居民收拾垃圾的塑料袋。”
市场“魔杖”的不同旋转方式
“政府的身份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工作效率提高，还节约了行政成本，龙泉驿区城管局局长冯小勤心情很好。龙泉驿区目前推行的运作模式叫做BOT，即“建设-经营-移交”。政府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承包经营，管理权和所有权仍归政府。
但不同地区，管理方式有差异，运行模式也不相同。青白江区环卫处处长李懿聪说，农村生活垃圾要求无害化处理，这对垃圾收运、处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就目前而言，在青白江区修建一座垃圾处置场不太现实，且政府投入太大。为减轻财政负担、提高工作效率，规避后期运行中的问题，青白江区在收运、处理阶段，引进了BOO模式，即“建设-拥有-经营”。也就是说，用社会资金来配套环卫基础设施。在这种模式下，垃圾车等设备由公司自行购买，所有权也归公司所有。
“我们只是购买服务。”通过实行开放式的市场准入，借助市场配置资源这根“魔杖”，拓宽融资渠道，民间投资开始介入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2006年底，BOO模式首先在青白江区城厢镇和清泉镇试运行。民营企业巨鑫实业投资公司出资，负责垃圾收运设备的购买与更新，政府则一次性投入600万元左右，“买断”公司在青白江28年的清运服务。
几个月后，青白江区有5个乡镇采用国内先进的垃圾压缩转运设备，建起中转站5座。这一“中转”，也令李懿聪们感到耳目一新，城厢、清泉两镇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天翻地覆”，垃圾围河、围路、围村的现象不见了，水更清，路更宽，乡村更漂亮。“二次污染”被清除。
1万个垃圾桶解决不了的问题
8月21日上午10点，龙泉驿区54岁的范有才提着扫帚在家里忙活。“以前两三天不扫地不觉得怎样，现在，屋外干净了，屋里脏了就看不下去，有个烟头也看不惯。”他要赶在保洁员来之前，把垃圾投到固定垃圾点上去。“大热天的，堆久了会发臭。”在他眼里，这个用砖砌成的简易“垃圾点”，本身就挺稀奇。
到目前，成都市的农村已布点垃圾桶近万个。官方总结中，都无一例外地对这项工作的成效给予了肯定。但1万个垃圾桶，能否改变农村环保“沉疴”？
在不少人心目中，农村垃圾问题棘手，与农村卫生习惯、农民意识有关。以青白江区为例，1年多来丢了不少铁皮垃圾桶。“安上不久，又丢了，现在主要以修建垃圾房为主。”李懿聪说，垃圾房的木门有时也会不翼而飞。
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农民并非不爱干净。龙泉驿区西河镇城管队长曾彬分析：“主要是宣传教育力度不够。”为了加强农民保护环境的意识，除了在农村发放资料宣传外，各地都在宣传上绞尽脑汁出新招。西河镇把“课堂”设在了学校，让孩子们把保护环境的理念带回家传给父母，“小手拉大手”。龙泉驿区城管7月初下发了1万副“环保扑克”，其中“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垃圾清扫后，运到中转站”等宣传语，配上生动的卡通图，印到了扑克上。
难的不仅仅是城乡意识“统筹”，村镇建设与环卫设施建设不同步，也是一大需要破解的难题。
在推行城乡统筹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大批中小城镇崛起，但是村镇建设未能与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农村本来就欠缺的环卫基础设施问题突出。包括农民新村、拆迁安置小区、新居工程等，这方面的财政拨款并非所有地区都能跟上。目前，成都市农村垃圾处理经费投放采用“以奖代拨”的方式，实行整治效果与资金补助直接挂钩，形成激励机制。
即便如此，从农村环保投入来看，这也只是第一个环节。目前，成都共有10个垃圾处理厂，除最大的龙泉垃圾处理厂日“消化”垃圾4000多吨外，大部分不足千吨。“收运能力、消化能力随着清运力度加大，逐渐乏力。”成都市城管局副局长罗朝金说，新的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场建成后，运行也需要持续的费用投入。
“农村垃圾行动”让乡村环境保护的各个细胞都开始动起来。实现“城乡统筹，脏乱同治”的目标，搞好乡村环保，不仅是城管部门和环保部门的事，还需要更多探索，这一命题更加长远。
记者张宏平刘若辰文/桑清
